流亡云南的法国大军背后是一个崩溃的法兰西 – 地球知识局

云南方向近日出现了数千从法属印度支那越境进入中国的法国殖民军,其中既有法国人也有越南人,并伴有大量越南难民和侨胞。云南方面和陆总都不确定是否要在这个敏感时期收留这些殖民军,便只能上报请重庆政府裁定。

这反而把蒋介石架上了火堆。如果收留这些法军,云南方面恐不愿执行,甚至可能出现虐囚事件,引发更大的外交风波;如果不收留这些法军,则中国作为盟国于理难通,并且可能错失中国向中南半岛渗透影响力的良机。

此后,云南地方势力、民国外交部、民国军方、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越盟也在为了这支殖民军的命运不断奔走,上演了一场暗战不断的外交大戏。

这支流落到中国境内的法国殖民军,本是看守越南西北部的一支抵抗力量。他们与已经被日本控制的中南部法国殖民军不一样,在德国占领巴黎,维希政府拱手而降时,并没有选择直接与日本人合作,而是选择静观其变,并于日法双方在法属印支的合作明显破裂之后,打算进入深山游击。

然而由于内奸破坏,这支队伍的动向被日军发现,不仅游击没打成,还引起了越南本土反殖民阵营越盟的注意。

到了1945年3月底,日军37师团从广西进入越南,完全占领了越南北部大小城市,以至法国殖民军更加无处可去,只能分头进入中国。

由于当时广西的大城市也已经被日本人所控制,这些法军只能绕行西部,从广西靖西到云南红河一线进入;还有一部分从老挝北部进入,滞留在了云南勐腊县。

一开始进入的只是小股部队,云南地方势力本着照顾盟军的原则,对这些残兵进行了收容补给,还设法将他们编入边境游击队。但随着越南老挝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涌入中国的法国殖民军也越来越多,最终达到了5600多人。

这远远超出了云南地方承受的极限,他们并不想消耗资源维护中央政府在盟军的关系,也担心这些残兵会引来日本人的渗透,让云南变成抗战的前线。更何况,对于云南人来说,近代历史上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始终伴随着对中国西南的觊觎,广西云南两地与法国殖民者多有冲突。如今见到宿敌落难,内心也确实难以升起同情。

因此虽然云南方面没有完全关上法军撤退的大门,但龙云、卢汉等主张殖民军入境时应该解除武装,待遇则参照战俘。如果要按照盟军友军的高标准执行,则云南地方恕不提供,物资还得由陆军总部出。

皮球踢到了蒋介石脚边,他也实在不想淌这趟混水。奈何一年前他就在法国大使面前放了话:“贵国驻印支军队如果受到日本压力而不得不退入中国时,将会受到兄弟般的接待。”没想到一语成谶,法军当真溃败,被堵在滇越边境不得入,法国大使便四处散布这番承诺,追问“兄弟的待遇”究竟在哪里。

云南局势此时也一触即发,盟军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又一再催促蒋介石表态,重庆政府只能做出法军不缴械,不囚禁,由中方提供给养的承诺。而法军在云南也要承担起守备蒙自机场、向越南渗透、侦察国境的任务。

这个折衷方案最终也为云南地方所同意,数千法军和为殖民军服务的越南人,就这样在中国边境上住了下来。

法国方面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到越南,重新掌权的。这主要是一个面子问题,当时英国虽然也在二战中打得民穷财尽,但毕竟包括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都还没有丢掉,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勉强没落山。而法国几乎彻底失去了对法属印支的控制,北非殖民地的局势也不稳定,尽快恢复对印支的控制,对他们来说是可以上升到国格的大问题。

但5万殖民军在战争爆发后没多久就几乎全军覆没,还有一支抵抗力量只能在中国避难,实在是丢人。最后挽回颜面的办法,就是尽快把这支曾经尝试抵抗日本的殖民军拉回去受降,包装成浴血奋战的抵抗者,重掌当地治理权。

当时滇军龙云、卢汉所部20万人,已经在日本投降后进驻了越南中北部各地。根据波茨坦公告,卢汉与英国代表一起接受了当地日本侵略军的投降,只带了一位法国将军以个人身份旁观。负责维持越南北部秩序的盟军临时政府也由中国主导,并准备将越南北部分为7个大区统一管辖。

国民政府希望中国战场在亚洲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打出的威望,以受降的方式扩大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最终将影响力疆界扩展到越南中部。

而这项计划,也得到了英国的暗中支持。法国占据中南半岛,本就切断了英国印缅殖民地和中国的联系。二战尘埃落定,将来的大国竞争还要继续,与中国联手拔除法国的印支殖民地,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蒋介石这时使用了缓兵之计。他一面好生安抚法国,表示机会恰当时会放行,还解释说云南方向不放行许是“道路损毁”所致;一面又对云南当局的强硬动作不予批评,甚至还电告龙云:“中央地位不便阻止”,言下之意是到了地方上就方便阻止了。

国民政府不放行,法国人就只好自己想办法。他们先是弄了一架军机,试图从云南直飞西贡(今胡志明市),但连美国人魏德迈都不支持他们的行动。然后一些高级军官又通过私人关系混入了美国代表团出境,结果被滇军人员发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军重返印支又不得不被重新提上日程。这主要是因为英美两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此前,国民政府曾与美国商议过战后越老柬等地的管理问题。美国提出了“联合托管”的方案,重庆政府觉得这可以接受,达成了共识。然而到了波茨坦会议之后,美国意识到战后将会与苏联就德国问题产生严重的矛盾,未来的欧洲局势还需要法国人的斡旋,在亚洲问题上激怒他们并不明智。

而英国也见风使舵,一反过去对法国占据中南半岛三国的厌恶,转而支持殖民军返回。

失去了英美的支持,蒋介石深感独力难支,如果继续搪塞法国的要求将会严重影响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此时解放战争也即将拉开大幕,国民政府并不愿意冒着被西方国家集体孤立谴责的风险,再去向南方渗透了。

在之前法军四散奔逃,日本建立统治之间的这段时间里,越盟填补了越南北部的权力空白,成为了一支既反法又抗日的力量。由于他们在抗日过程中表现英勇,越盟在百姓心中已经具有了足够的威信,越南北部已经在事实上脱离法国殖民地序列了。

而在越盟获取权威的过程中,滇军和重庆政府都提供了相当的支持。蒋介石甚至一度认为,与中国有缘的胡志明(然而他在中国的经历主要在监狱中度过,实在算不上愉快)和越盟,完全有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一个亲中的越南政权,继续扩展中国在越南的影响力。

因此国民政府在放行法军的同时,也表示希望法国能允许越南独立,“用不流血的方法解决纠纷”。

国民政府甚至还牵头了法国殖民军和胡志明的会面,试图促成越南和平独立,法国也可体面地离开这块让他们抑郁的土地。

但法国人却已经等不及了,1946年3月6日上午,在中法驻军在越换防协议尚未执行前,法军就尝试从越南海防强行登陆夺权,干预法越谈判的进程。结果这支抢滩登陆的法军被国军痛击,只得退回海上,法越双方这才达成了《法越初步协定》,承认了越南初步独立的成果。

但在中国驻军撤出之后,这一纸协议终究还是没能阻止法越战争的爆发。而国军此时则在面临另一场大战,再也无暇顾及南方战乱了。

施建光. 国民政府对法国殖民军败退入境及战后重返印度支那问题的处置[J]. 民国档案, 2019 (2019 年 01): 109-123.

车辚, 赵胜男. 新中国成立前后云南的地缘政治形态[D].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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